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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到的谢忱（第1页）

——悼汪曾祺先生

苏叔阳

生于河北保定，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国医药大学任教。

现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顾问等职，国家一级编剧。

主要作品有电影剧本《春雨潇潇》、《夕照街》等；散文《秋风也让人快乐》等四集。

苏叔阳的作品曾获中国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散文奖、人民文学奖等多项大奖。

此外，他的作品还被译成英、法、德、日、俄等多种语言出版。

汪曾祺和林斤澜先生，无论从年龄还是“文龄”

上说，都是前辈，应当称之为师的。

不知是谁的“首创”

，在北京的一些朋友中，称斤澜先生为”

林大哥”

，曾祺先生于是乎顺理成章地被称为“汪大哥”

。

我和他们二位交往不多，始终称他们为先生。

这是因为我自知资格太浅，而二位的文章道德始终是我暗自心仪的，敬畏的成分更多一些。

由于曾祺先生的“岗位”

是编剧，我也属于”

大梨园行”

，所以碰面的机会稍多。

他那“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

的脍炙人口的唱词，始终让我佩服得不得了。

又喜欢他的小说、文章，尤其是他晚年写的笔记体小说，让我再三再四地看。

因此见面时常常内心里生股怯意，生怕什么地方出了差错，让他鄙夷。

我知道自己读书不多，在他这有学问的入面前，是不能放肆的。

这种心境在遇到有真学问的学者时常常不由自主地生出来。

有时我想，这大约就是上大学时常常被人批评的自傲与自卑兼而有之的表现吧！

但那时的自卑更多是指政治上的不行，总是右倾。

在我患癌症之前，我大约内心里是颇自信的，有时近乎自傲，虽然常有自卑追随，但常常口无遮拦，难免心态不平衡。

生死的考验，让我懂了一点事，有时想起年轻气盛的往事，暗自脸红。

病中我准备写一组文章，自我揭露一番，同时感谢那些善心待我，为我指明乖劣的师友。

有的文章已经发表，而有的尚未动笔，其中有一篇便是写曾祺先生的。

可惜，他再也见不到这篇迟到的文字，领受本该领受的谢忱了。

那年9月，我们应《大连日报》之邀，到大连棒槌岛开会。

与会者有东北几位德高望重的前辈，还有余秋雨先生，北京去的有曾祺先生、徐城北和我。

讨论的内容由《大连日报》的办报广涉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