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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关于儒家思想现代价值评估的方法论问题（第8页）

正因如此，儒家思想便被历代帝王所御用或利用，当然利用的过程是随着统治者的需要而不断变换着姿态而出现在历史舞台的过程。

据陶希圣研究，孔子曾有七个阶段的发展：“封建贵族的固定身份制度的实践伦理学说，一变为自由地主阶级向残余贵族争取统治的民本政治学说与集团国家理论；再变为取得社会统治地位地主阶级之帝王之学，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孔子遂由此成为神化的伟大人格；三变而拥抱道教佛教，孔子又变为真人圣人及菩萨；四变而道士化；五变而禅学化；六变而孔子之经世济民的探讨失败，所留存者，伟大的孔子，为地主阶级与士大夫集团之保护神。”

可见，儒家在政治舞台上的登场，恰如“三分长相，七分打扮”

的演员，自然难辨其本来面目。

可以说统治者的捧伤和棒杀是玩弄儒家思想的二**宝，尤其是捧伤，是使儒家思想从内部腐烂的重要因素。

历代君主直至近代的袁世凯、张宗昌、阎锡山之流对儒家的意识形态化的宣扬和鼓吹，是近代以来“打倒孔家店”

的最深刻的原因。

一提到儒学，便是贞节牌坊，礼教杀人，确是暗箭伤人的结果。

当然，也有明枪，这便是统治者对不合“孤意”

的儒学内容的任意删改和歪曲。

吴晗在《朱元璋传》中写道：朱元璋最怕孟子，故每见孔庙中有孟子像，便命拆毁，因其宣扬“君为轻”

。

据学者研究，朱元璋命对《孟子》大动手术，删改多次，共计百余之多，所删者大都是具有近似近代民主的思想。

总之，儒家思想的意识形态化的存在使它具有了与它作为学术思想的存在不同的面目。

既然它作为封建统治者的统治工具在起作用，那么它就根本依附于封建的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一旦它所依附的这些东西都消亡了，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列文森曾说：“帝制为儒学官僚体制提供了环境，而帝制在19世纪遭到打击，在1912年宣告崩溃，已经只是一种残留的意念。

在民国体制下，儒家思想也成了遗迹。

帝制与儒家——一对在许多世纪和朝代中结成的互相猜嫉的伴侣——在相互拉扯下垮掉了。

当儒家思想丧失了它的体制内容之后，思想的延续也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这个逐渐沉没的伟大传统已经准备向人间告别。”

如果列文森在这里指的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儒家，他就是正确的，但遗憾的是他指的是儒学这一伟大的文化传统，这样面对儒家传统在东方的强大和繁荣，就会错得荒唐。

其关键还在于搞混了两个儒家的身份。

杜维明在否定列文森对儒学命运的悲观结论时，就提出了要把“儒家传统”

和“儒教中国”

分开，“儒教中国”

就是指的以政治化的儒家伦理为主导思想的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而“儒家传统”

就是所谓“人文关切”

或“人文睿智的宝藏”

，这种观点是有其合理性的。

其三，儒家思想一旦下降成百姓日用伦常的世俗观念，便无法保持在士大夫那里的超越尘世的品格，必然由纯而杂，由理想而现实地改变自身，迎合现实，取向生活，由此而发生变异。

儒家思想的歧义还发生在它的世俗化过程中。

这一点最易为人忽视。

人类学家曾有所谓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概括，这是罗伯特·雷德费尔德在《农民社会与文化》中使用过的术语。

大传统指的是精英文化；小传统指的是民间文化。

如果我们要把这种社会理论应用于中国社会时，就不得不做一些重要的更正，因为中西社会发展上毕竟有不同的特征。

西方社会自罗马帝国崩溃以后，整个欧洲的分裂倾向极为明显，不仅政教分离，城乡分离，还有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互不相干。

大传统所创造的精英文化或精致文化和小传统互不管束，大传统歧视小传统，小传统对大传统也不理解且有仇视冲突的倾向，有裂痕的断层。

但中国社会却非如此，大小传统更多地处在相互影响和渗透的过程中。

正因为中国社会的这个特点，我们始可言儒学的世俗化过程。

儒家思想由于植根于小农社会与宗族关系之上，使老百姓对这种基于家庭本位的重孝道、崇祖先的思想一开始就有一种天然的亲近。

其实，儒家的精英思想便可认作民间一般信仰的哲学积累，而儒家思想又作为近千年的文化传统，潜移默化地体现在愚妇愚民的生活中，成了“百姓日用而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