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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关于儒家思想现代价值评估的方法论问题（第22页）

法，正是这种广阔胸怀和文化视域，使马克思主义经过他们的创造性努力，已不再是异域的某种文化成果，而是融入中国文化长河中的激流，它变成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和观念，同中国现当代的文化运动水乳交融、浑然一体了。

它使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国化，使中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化，从而为创建一种既有批判继承又有超越创新，既有世界性又有民族性的，熔铸中西文化的优秀成果和积极成分于一炉的新型文化奠定了基础。

它在把马克思主义学说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与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结合起来的同时，也使自己获得了一种新的质的规定性，具有了一种别开生面的性质。

因为结合本身就是一种继承基础上的发展，就是一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新。

与西方论对西方近现代文化的盲目崇拜和简单移植相比，与儒化论对中国传统儒家学说的高度赞誉和一味肯定相比，本土论对人类思想文化采取了一种十分严谨而科学的态度，无论是对待西方近现代文化还是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它都主张给以科学的批判和系统的总结，反对不加批判分析的全盘肯定或一概否定。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注重批判继承基础之上的超越创新，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当作既要坚持又要发展的学说，因而充满着与时俱新、日新不已的理论品格，呈现出蓬勃的生机和发展的活力。

第三节实践中的儒学：评价主体及评价尺度的确立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是我们坚持和实现批判继承和超越创新辩证统一的基础。

列宁曾经指出，实践本身在区分着真理和谬误。

同样，实践本身也在不断地区分传统文化中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并把其中精华的东西重新放在实践的熔炉中加以熔铸，使之得以改造和升华，成为新文化的构成要素。

离开了实践，把对待传统文化问题变成一个纯粹的思辨问题，这乃是儒化论和西化论失足的要害。

事实上，正是中国近百多年来的伟大社会实践，才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的真理，也正是这一伟大实践才能使人们实际地体会到只有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是我们实现四化，振兴中华，推动社会发展的唯一出路，因而也才使人们找到了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为我们开拓了坚持和实现批判继承和超越创新辩证统一的现实的道路。

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实现批判继承和超越创新的辩证统一，这是一个复杂而艰苦的历史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努力培养新生的社会主义的文化主体，树立广阔的文化胸怀和理论视域，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就是十分重要和非常现实的问题。

一、评价主体：新生文化主体的确立

人是实践的主体也是文化的主体。

传统文化是人创造的，它既是前代人同后代人在文化联系上的中介，又要经过后代人的自觉选择和创造才能得以传承和发展，因此新生的文化主体的培养和造就，就成了对包括儒学思想在内的传统文化评价鉴定、批判继承和超越创新辩证统一的前提。

如果说西方思想在近现代伊始就是以复兴希腊、罗马的古文化为旗帜的，就是在这一旗帜下通过对其传统文化作出新的认识、评价和诠释，才重建了新的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的话，那么这一文化转型的实现则是因为在那个时代随着新的生产关系的发展，形成了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造就了这个阶级的一大批像恩格斯所说的无论在智力和知识渊博上还是在意志坚定上，都堪称为“思想巨人”

的思想家，培养了一大批哥伦布、鲁滨孙式的开拓者和一大批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实业家，正是这一大批人充当了当时新生的文化主体，成为了西方从中世纪到近现代文化转型的承担者。

这就历史地说明，我们要科学地评价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传统文化，实现批判继承和超越创新的辩证统一，完成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的转型，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新文明，其首要的前提就是必须培养和造就一代新生的文化主体。

这绝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关系一代人成长的重大实践问题。

那么这种新生的文化主体是什么呢？邓小平理论作出了科学的解决，他明确地提出了要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作为我们关于人的建设的总价值目标，并指出如果我们不能培养和造就这样一代社会主义“四有”

新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不可想象的，同样，要实现批判继承和超越创新的辩证统一，完成我们民族传统文化创造性的转型，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新道德，也是不可想象的。

“四有”

新人作为邓小平理论在人的培养和造就上的价值目标，它本身就包括着批判地继承和弘扬民族优良文化传统的价值选择的内涵，包含着科学地解决新生文化主体的价值观念的形成、确立和发展同本民族优良文化传统的联系的价值要求。

例如，“四有”

的核心是“有理想”

，当然，这里讲的理想是指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和崇高的**理想，但这同时也是我们民族历来重视精神价值、追求人格完善、向往美好未来的传统民族精神在新时代表征上的一贯的承续和发展，是其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指导下的改造和升华。

同样，“有道德”

则在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中，熔铸了我们民族讲究礼义、挚重于人的道德理性，强调群体本位的文化传统精华。

这就不难看出，“四有”

的社会主义人格本身就是植根在我们民族优良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它的培养和造就的过程也必然是一个对我们民族优良传统千百年来所铸就的那颗为世界震服的“中国心”

所蕴藏的无限精神资源的深层开发的过程。

因此，只有努力培养和造就出这样的文化主体，才能为实现对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和超越创新的辩证统一找到现实的承担者，提供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新文明的主体动因。

这里需要提出的是，我们对培养新生文化主体的这种认识，对造就“四有”

社会主义新人的这种分析，绝不意味着要把人们的眼光引导到向后看，更不能将其与什么复兴儒学等同起来，所谓“返本”

是无法开出“新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