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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关于儒家思想现代价值评估的方法论问题（第14页）

因此，儒家理性不能运用来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

第三，韦伯认为儒家伦理中缺乏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伦理观念。

他认为儒家的君子出身高贵而自矜，不信任他人，也不相信他人对自己的信任，缺乏商业运作必须的信用意识。

同时，儒家认为节俭有损于君子的身份，对节俭缺乏正面评价，忽视对财富的节省，不利于商品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本积累。

韦伯还认为，儒学中缺乏形式上的公平意识，没有一种排除人情一视同仁的平等意识，而这种形式上的平等精神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所必需的。

以上就是韦伯否定儒家文化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积极作用的主要观点。

应当承认，韦伯对儒家思想的分析和把握不乏深刻精到之处，如对儒家实质理性的概括与分析，如说儒家注重人与外部世界的和谐，忽视形式公平等。

这些分析和观点，无疑对我们正确地评价儒家文化的性质及其现代意义是很有启发的。

但韦伯的论述包含着不少失误，而最大的失误就在于把作为历史概念的现代化当作普遍概念的现代化，也即把从西欧历史事件中抽象出来的经验加以一般化，因而，包含着明显的西方中心论的倾向。

他完全是以西方文化及其资本主义现代化为标准尺度来衡量中国文化及其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的。

韦伯对儒家文化的认识和评判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上的，即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是唯一的现代化经济模式，推动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精神又是由新教伦理孕育出来的。

因而是否具备与新教伦理同样的性质和特点，就是衡量一种文化是否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依据。

因为儒教文化与新教伦理有根本的不同，因此，儒教文化是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

当然，韦伯并未作如此简单的推论，而是通过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大量考察和分析，然后得出结论的，但其方法与思路却完全是遵从上述逻辑的。

事实上，韦伯在论述中也始终是比照新教伦理来考察分析儒家文化的。

这也不奇怪，因为他本来进行的就是比较文化研究。

只不过韦伯以新教伦理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作为唯一的标准来衡量其他文化与经济则是不科学的。

它实际上否认了多元文化的多元价值，及其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多重关系，只认定一种文化—经济模式是有效的，并以此为出发点去判定其他文化及其与经济的关系，其偏颇与失误是不言而喻的。

正因为站在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上，使他无法深刻而全面地把握儒家文化及其发展。

首先，他无法在新教伦理的领域之外去正视儒家文化自身具有的自我更新与重构能力。

事实上，韦伯所推崇的新教伦理，也无非是从基督教中更新转化而形成的，并非基督教原有精神。

我们知道，原本意义上的基督教精神实际上也是与资本主义精神不相容的。

只是通过路德和加尔文改革后的基督教精神才与资本主义精神发生内在联系。

那么，韦伯有什么理由否认儒学也可以像基督教一样通过一种自我转型机制而形成一种有利于现代经济发展的思想，而只是断定儒学就是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呢？

其次，韦伯的一些立论依据仅仅是以西方特有的基督教文化为背景，而且试图使其结论普适化，因而也是难以成立的。

如认为只有那种对世俗的超越性的宗教观念才能形成完全投身职业的工作伦理，只有对个人命运与外部世界抱有悲剧性紧张才能产生改造世界的冲动，并认为儒家文化不具备这些因素，所以，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我们并不否认韦伯的观点在西方社会中有一定根据，不否认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列举的许多新教徒崇尚工作的事例。

但能否因此而作出一种理论概括，认为只有对超出世俗之外的无限存在的宗教崇拜才能转化和形成完全投身于职业的工作伦理精神呢？显然不能。

人们对世俗工作的完全投入，并不在于是否有一种出世的外在超越的宗教信仰，而在于是否有一种超越性的理想追求，只要有这样一种理想追求，不管是对上帝的，对社会的，对家族的，以至对自我完善的，都可以激发起一种完全投入的工作伦理。

儒学中没有外在超越的上帝，但有其充分的内在超越和社会超越的理想追求，如“内圣外王”

、“修齐治平”

、“显亲扬名”

等等。

事实上，明清时期的中国商人就有不少是以儒家的家族伦理为依据，以“创家立业”

为理想，而发愤砺志，全身心投入商业经营中而取得巨大商业成就的。

同时，韦伯认为人与外部世界的紧张关系才能导致改造世界的冲动的观念也是片面的。

不能否认在一定条件下人与外部世界的紧张关系可以迫使人去与外部抗争，并力图通过改造外部世界来开拓自己的出路。

但并不总是如此，在一定条件下人与外部世界的紧张关系也可能导致人的精神的分裂与意志的崩溃，造成行为的无序和无所作为。

同时，人与外部世界的和谐也可以造成人积极向上、奋发图强去改造世界的雄心。

荀子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同时又提出人定胜天的积极改造自然的主张，千百年来成为鼓舞中华民族征服和改造自然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