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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3自足的星团（第3页）

土地出产的收入对联村庙来说是不足以应付全年用度的。

所以公田不是基层社会组织的唯一来源。

庄孔韶教授对金翼之家的后续研究表明，族田族产并不必然是宗族组织的先决条件。

对于龙神庙和青苗会来说，即使有香火地，也不是主要收入来源。

而真正提供财务来源的是会粮收入。

会粮每年春秋各收一次，如遇修桥补路和紧迫性事件则另收。

收钱粮是民间会社组织的通用做法，在明清时期的江南就很盛行，“解钱粮”

模仿了粮长、里长等征收钱粮、缴纳官方赋役的行为。

民众对来自官府的征收和来自青苗会和庙宇的征收抱有不同的态度。

帝国赋役的征派在中国乡村受到广泛的抵抗，民众、绅士乃至地方官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去逃避和获得蠲免。

而给社区组织交会粮则很少遇到阻力，平顺的年景里乡民会主动缴纳钱粮。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洮州乡村，农民在交公粮和各种摊派费用时，不像媒体宣传的那么主动和慷慨，而是表现出具有历史相似性的抵触情绪。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青苗会收会粮时，一般不用村里惯用的高音喇叭，甚至不必使用民间最常见的敲锣这种发布信息的方式，只是口头跟老人们一说，会粮便在很短的时间内交齐。

一位会长戏言:“人的话他们不听，神的话人人都害怕。”

如此看来人的权威、组织的权威均建立在神的权威基础之上。

青苗会的钱粮对仪式的开展、香火的维持和庙宇建设起了很大作用，这些方面是钱粮的最终去向。

修庙塑像的财务来源会超过联村的界限，会首募集钱物除了本地会众外还会向马路上的村庄、集镇和其他青苗会收取，募集资金的过程是加强同这些组织和地方的社会联系的过程。

（2）自办的公益与抚恤

帝国时代的基层社会是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抚恤制度和公益事业的。

朝廷的财政，对最下端的民众来说，是取而不予。

当然我们必须排除在国家层面上的朝贡制度和大型的水利设施建设。

虽然帝国的经济政策表现为只取不予，在地方遭受大灾大难时也会有温情主义的表现，但所谓“温情”

仅仅是“不取”

而已，离公益和抚恤的概念还差得很远。

洮州人苦于冰雹之害，频繁的雹灾常使庄稼颗粒无收，受灾的农民怎么办?正如诗中所说，“一番冰雹匆匆过，便望官租免纳粮”

苏履吉，闽南人，曾于嘉庆至道光年间任洮州抚番同知，农民并不指望得到国家的救助，惟求官府能够蠲免皇粮。

根据《洮州厅志》记载，从顺治到光绪三年（同治年间的记录毁于兵燹），洮州得到朝廷“蠲恤”

为23次，所谓“蠲恤”

就是免去官租，而没有国家提供救济的记载。

既然村落社会不能寻求国家的抚恤支持，那么民众就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在村落一级和联村一级建立自己的抚恤体系。

村民可以依靠的救济渠道主要是亲属关系网络，这是一个出于道义而互助的自然渠道。

它由村内血缘关系和村外姻亲关系构成，是一个稳固的互助渠道;二是联村互助体系，主要形式是义仓和社仓。

这两种民间仓储形式起于民间，由民间自捐自助和士民认募而成，后经王朝推广而普及。

清中叶以后官府直接插手，社仓弊端日益暴露。

洮州在清以前在新城（厅治）设置了大仓和社仓，大仓为官办，一所有神殿和38间仓房的二进院;社仓较为简陋，仅八九间仓房。

这些仓粮经常亏空、废止无常，是不可靠的救济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