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书屋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3 2神道设教与地方仪式（第3页）

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充满了无法预料的挑战，没有现成的模式，尤其是在社会文化领域，革命者史无前例地攻下了封建文化的堡垒，做到了历朝历代有心无力去做的事情，但现在看来，那时的做法难免幼稚。

传统文化思想经历了一个历史结构过程，新思想在没有建立根基之前就快马加鞭地解构和清除历史积淀的文化，的确缺少了人类学谓之“濡化”

的阶段。

人类学研究表明，历史会记忆，社会有记忆惯性，那么随着时间推移，传统文化在短暂的中断以后倾向于自身的弥合，重建就势所必然。

暴风骤雨般的土改运动的成果之一是没收了地主和寺院的土地资源，贫穷无告的人分得了土地；土改的另一收获是国家初步摧毁了旧文化体系。

与全国其他地方不同，土改时期洮州的信仰设施均未遭受损失，两位曾参与土改的报告人说，当时的政治宣传开足了马力，政治热情十分高涨，但烧香求神依然进行，迎神赛会基本没有受到影响。

真正对宗教信仰及其设施造成严重打击的局面发生在1958年的“反封建”

运动和“宗教改革”

期间。

据《临潭县志》记载，自1958年11月到1966年11月，在“文革”

期间，尤其是“反封建”

和“破旧立新”

运动中，临潭县龙神庙、清真寺和佛寺被毁者41处，神像被砸坏;红卫兵拆毁西道堂、洮州鼓楼等大量古建筑，古典书籍、历史资料、石碑、家谱等文物几乎消失殆尽。

宗教人员和其他“牛鬼蛇神”

被集训、逮捕、劳教的约2000多人。

对于地方社会来说，传统文化体系的解构导致了延续几百年的族群共有的传统组织体系的中断，尽管生态压力依然存在，但是用文化传统维系的组织基础遭到破坏。

这也说明组织化生活是一种文化生存方式，近年来的组织发展证明具有文化多样性的文化体系对于组织是何等之重要。

历朝历代的上层都希望彻底清理民间多样化思想，以便形成统一的正统思想，明朝朱元璋的清理异端的思想正统化运动就是一例，由于民间抵制的力量过于强大这种努力无疾而终。

然而“文革”

比任何朝代都来得猛烈、彻底，在破除封建思想之同时也解构了传统文化。

中华文明绵延几千年，尽管其中有落后意识和糟粕之物，但毕竟是生产力不发达的产物，历史地具体地看未必全是封建迷信，这一短时间的彻底清除就给社会留下一个张力，为文化传统的重建预留了空间。

在民间信仰从破除到重建的转换中，村民生活方式转了一圈又回到原点，学者对这一社会文化现象有各自的理解:（1）1979年实行“家庭承包制”

以来，造成了民间社会对旧家庭模式的新需求。

（2）集体机构力量的减弱，社区的生产和生活缺少社会互助的组织者和资源。

（3）对历史和认同的追求。

乡村社会中文化碎片的再循环表明，历史过程是由能动主体在文化意义上构造的（helensiu，1990）。

（4）国外学者如吉登斯（giddens）和盖尔纳（gellner）强调现代化是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过程，但他们忽略了乡土传统的持续性。

王沪宁认为家族无可挽回的衰落是社会现代化的必然;钱杭认为现代农村中的宗族已不再是“传统的”

宗族了。

钱杭、我所考虑的原因是关于文化连续性的问题。

民间信仰的中断是一个人为的强制过程，虽经20年的禁止，但并未割断文化连续性，既然民众与民间信仰未曾断裂，文化连续性依然有效，传统文化就有造血功能，恢复和重建自在情理之中。

经过革命洗礼的中国社会一度压缩了文化多样性发展的空间，民众清一色地认同国家的革命信仰，但民众不能只用政治热情和斗争哲学去面对生活的一切。

事实上普通人关心的不是政治话语，更不愿看到政治运动带来的社会动荡，村民最关心的是现实的生计问题，因为他们面临的最大威胁是饥饿与生存。

1979年以来乡民的生产方式从社队制式恢复到家庭形态，而当生存问题面临和产生难以应付的挑战和焦虑时，为缓解压力，人们像千百年来的前人一样，借助民间信仰去安抚抑郁的心灵和社会转型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于是过去的文化制度逐渐萌发和重建起来。

这便是20世纪80年代文化重建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