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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是最好的么（第6页）

在第一章（基因改良的道德标准）中，作者先以一对失聪的父母希望能生出耳聋的小孩所引发的反对言论，以及许多父母愿意花大把钞票来获得他们主观认定的优质精子或卵子，却容易为世人所接受的现象来讨论基因改良的一些相关道德问题。

遗传工程上的突破同时为我们带来希望和困境。

带来的希望是，我们很快就能治疗和预防疾病；带来的困境是，新发现的遗传学知识或许也使我们能操控我们的自然状态。

作者列举了几项已经引发强烈争议的问题，如体育竞赛中运动员强化肌肉的努力、与几乎所有人或多或少都有点关系的记忆力及身高问题，以及在我们的社会中早已耳熟能详的性别选择，来试图探讨我们所面临的道德不安。

然而，在这个科学的脚步比道德理解快速的年代，虽然大部分的人至少对某些形式的遗传工程感到不安，但要明确地表达出所感到不安的起源却并不容易。

最有可能让人思考的方向有：被设计者的自主权问题、共同参与者的公平问题、个体健康安全问题、体细胞与生殖细胞的差异，以及胚胎到哪一个阶段才算是个有人权的个体等等。

运动精神渐渐转变成表演？

接下来，作者在第二章（生化运动员）中指出：在基因科技的推进中，备受人们喜爱的体育和艺术表现中颂扬天分和禀赋的那个部分已一步步被侵蚀了。

运动赛事中最能激励人心的，莫过于运动员经过长年的苦练继而在国际赛事中脱颖而出；但是运动赛事的商业利益很大，再加上社会中“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的赢者全拿的心态，许多人都为了取胜而不择手段。

然而为了能强化与彰显运动项目的核心价值，许多增强表现的媒介也逐渐不再被允许，似乎在低科技辅助下的高技术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

例如，虽然功能性的球鞋与服装可以使用，但是希望借由模拟高山缺氧训练环境来提高心肺功能的“高原屋”

，却被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考虑是否应该禁止，原因是奥委会早已经禁止运动员借由其他增加红血球浓度以提升耐力的方法，包括输血和注射原本用于洗肾病人的红血球生成素（EPO）。

作者不禁要问：“我们如何区分这些新科技所带来的增进比赛和败坏比赛的改变呢？”

他认为答案需着眼于运动的本质，并取决于新科技是突显还是扭曲最佳选手的天分和技能。

当然这个争论并不只限于体育界，在音乐界的困境一样发人深省！

据说，有的演奏家或指挥家为了在台上能消除紧张，使用乙型受体阻断剂之类的药物来镇定神经。

反对的人主张，靠药物镇定的表演是一种欺骗行为；赞成的人则认为，药物只是单纯地消除与主要表演较无关的麻烦，表演者反而因此更能展现真正的音乐天赋。

遗传工程这个新科技，已让许多原本要彰显长期努力的特定核心本质的比重降低，继之而起的却是表演成分的提高。

生命本身就是个恩赐？

接下来在第三章“父母打造订做的孩子”

中，作者提出了一个贯穿全书的核心观念：生命本身就是个恩赐！

虽然对于任何人而言，亲子关系都胜过任何其他的人际关系，但因为天赋的不可预知性，我们并不期待父母为子女的一切全负责；这也就是神学家威廉·梅所谓的“对不速之客的宽大”

。

不过，为了求取下一代的竞争优势，美国的父母聘请升学顾问的比例大为提高。

这些收费昂贵的升学顾问甚至还大言不惭地说，他们不是指导入学申请，而是“指引人生！”

；反观台湾的父母也不遑多让，孩子从小就有各种学科与术科的补习。

前些时日，国外媒体甚至报导了内地学生为了准备高考，全班同学集体打点滴以增强体力的怪异现象。

然而生物医药科技的知识又给了父母另一项选择，也就是求助于强化专心与注意力的兴奋剂，如利他能及阿迪罗等。

这一类药物在过去十多年来的产量需求都增长了几十倍，彰显出这种唯利是图的制药产业与父母师长求好心切的扭曲现象。

虽说父母有栽培孩子的天职，以帮助他们发现和发展才能和天分，但正如文中专家所指出的，这样的爱有两个面向：接受的爱和转化的爱；接受的爱肯定孩子的本质（也就是接受子女先天的组成），而转化的爱则追求孩子的福利（也就是极力促进子女后天发展的机会）。

然而上面许多扭曲的情况表明，野心过度的父母很容易在转化的爱上得意忘形——从孩子身上敦促和要求各式各样的成就，极力追求完美。

正如作者所说的：“我们这个时代常见的、强力介入孩子生活各个层面的父母，他们看不到人生的意义是个恩赐，他们是急于掌控和统治而焦虑过度的代表。”

我们想过擦枪走火可能引发的代价吗？

追求后代的优越若是越过了个人与家庭的层次，又可能到什么程度？而且在追求的过程中社会与国家愿意付出多少代价或成本呢？历史上发生过一些值得我们深思的事件，例如，20世纪初，美国的老罗斯福总统写信给长岛冷泉港优生学改革者达文波特时说：“……我们没有职责允许错误类型的公民生育后代”

；1927年，美国最高法院在恶名昭彰的巴克对贝尔诉讼案件中，支持绝育法律符合宪法；二战期间，希特勒推行的优生学超过了绝育范畴，直指大屠杀和种族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