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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冬至阳气起（第2页）

了。

第二天起，我便每天按时用铅笔将红圈圈涂满。

九九八十一天，到了1957年的春天。

《汉书》中说：“冬至阳气起，君道长。”

但，1957年，起的不是阳气，而是阳谋。

一个“扩大化”

的政治运动，彻底改变了新中国的政治气候、社会关系和人民生活。

为了落实领袖提出的百分比，1958年“补课”

，我的父亲也补遭到了厄运。

父亲生性耿直，愣是不服，结果犯了大忌。

中国的社会传统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小民尤甚，岂容不服！

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最终被发配到浙江江山去筑铁路，不久便患浮肿病逝世，埋在浙西的青山绿水中。

父亲去世后，我的家庭彻底地陷入了绝境。

当时，哥哥在北大读书，我还是个高中生。

这种苦难不仅是经济的、世俗的，更是政治的。

由于我为父亲的去世带了几天黑纱，成了我“划不清界线”

的证据。

在闹阶级斗争的岁月里，天伦竟是一种原罪。

1985年，我到杭大讲课，住宿在湖滨饭店。

一天晚上，房间里住进一位年轻的警察。

那时，还没有“标房”

的概念，旅客都要合住的。

我与他聊起了我父亲的事。

他告诉我，修铁路的那个总部在龙游。

他建议我去那儿了解了解当年的情况，并给我留下了一个电话和联系人姓名。

讲课结束后我便赶到龙游，也找到了想找的那位警官。

我问他：“还能找到我父亲的遗骨吗？”

他告诉我：“完全不可能了。”

当时，条件极其险恶，山洪一来，最后一位是家父所有锅碗瓢盆都被冲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