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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西游记与精神分析学说（第2页）

如果不扼止他们无度的贪欲，人格发展也就无从谈起。

早在第2回中，祖师就教导悟空对精气神要“休漏泄，体中藏”

，“屏除邪欲得清凉”

。

作为自我的孙悟空也是在与本能的艰苦斗争中逐步完善起来的。

这些本能有的被压抑（书中以被消灭的形式来表达），如白骨精等；有的被升华（书中以皈依的形式来表达），如牛魔王、铁扇公主等。

作为超我的唐僧，始终体现宏扬佛法、重塑金身的自我理想和慈悲好善、洁身自好的良心，唐僧前世为佛祖二徒金蝉子，由于上课不注意听讲，“轻慢佛法，贬回东土，在是非海内、口舌场中托化人身”

，在人格结构中体现着人的道德律。

超我的作用是“观察自我、命令自我、评判自我，并以处罚来威胁自我”

。

唐僧一路上干的正是这些活儿。

超我的先驱是父母的影响。

在《西游记》一书中，这一点充分体现在佛祖和菩萨对唐僧的影响之中。

影响不仅包括直接的人格力量和社会要求，也包括前世的作用。

所谓“前世”

的作用，也就是种族的遗传和民族的传统。

用精神分析的观点看《西游记》，就能认识到作者（无论是吴承恩还是李春芳）在书中着力刻划的神仙，其实质是人性，是人的心灵深处的冲突，是个体的心理发展历程。

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游记》是精神分析学说的一个艺术的先驱。

在西方，不懂精神分析学说就难以理解文学和艺术。

在我看来，精神分析学说也是读懂《西游记》的窍门。

我想，这也许就是精神分析学说的价值所在。

《西游记》成书于16世纪的中国，而精神分析学说（以1900年《梦的解析》为标志）成形于20世纪的奥地利，时空差距甚大，如何解释这一问题呢？好在弗洛伊德早有论述。

他认为，那些具有创造性的作家是精神分析学说的“有价值的同盟军”

。

因为，艺术家是用意愿来改变现实的人。

作家正像做游戏的儿童一样，他创造出一个幻想的世界，并倾注丰富的感情认真对待之。

他们能轻易地得到心灵最深处的真理。

而科学家必须面对现实，用知识来改变现实。

他们必须在不确定中进行艰苦的、长期的摸索。

文学家比心理学家更早触摸到人的心灵深处就不足为奇了。

事实上，与《西游记》作者同时代的莎士比亚也在他的剧本中描绘了恋母情结和过失行为的深层动机。

19世纪俄国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马佐夫兄弟》也展现了恋母情结、弑父动机和赎罪**。

用精神分析的观点读解《西游记》，只是一种理解方式。

也许我们既不能把《西游记》看作是精神分析学说的图解，也不能把精神分析学说当作《西游记》的诠释。

但它们之间并非没有灵犀。

如果这一理解方式能引起“西学”

专家的兴趣，从而有助于对《西游记》的研究，善哉！

善哉！

2001年9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