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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章 日常3（第2页）

无非是时代与大势的并称！

当时的时代大背景便是新生的秦帝国摇摇欲坠，历史大势趋向便是群雄并起、并力西向关中腹地。

说白了，就是帝国的统治正在瓦解崩溃，各地潜伏的六国余众意图复国、各地的黎民百姓饱受欺压却无从泄愤，以及帝国真正掌握权柄的统治者昏聩无能，土崩瓦解之势逐渐成形。

在这样的时势下，原有的社会阶层秩序就会产生裂隙。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张良作为韩国（战国七雄之一）贵族流落世俗；项梁、项羽叔侄作为楚国贵族也只能隐姓埋名；楚义帝（楚怀王）芈心也只能靠放羊为生。

这极大地说明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阶层在秦帝国建立之后，失去了原有的地位与身份，与常人无异。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人还不如平民阶层。

与之相对应的是，陈胜、吴广作为抗秦统治的首个起义者，开始向原有的社会阶层秩序发起挑战，陈胜自立为“张楚王”

便是最佳的佐证。

刘邦不正是从沛县的亭长之位，进而成为沛公，然后辗转各地起义，诛灭暴秦进封汉王，这才具备了与项羽争雄天下的实力。

阶层秩序的崩坏导致了原本固化的阶层开始流动，这无疑对底层的人士而言是最大的优势。

因为贵族阶层总不可能自愿向下流落，反倒是平民阶层能够畅通无阻地通过战阵搏杀获取更大的晋升资本。

就如同萧何、曹参、周勃等人，如果按部就班地从他们原本的职位上工作，即便是洪福齐天也不可能跻身统治阶层。

这便是时势在造就人才！

但光有时势是不足够的，面对时代的浪潮单个人的力量总是微薄的，所以在汉阵营内部形成了以沛县集团为核心的组织形式，当然在这个集团内部，汉高祖刘邦是一定要占据核心与主导地位的。

这便涉及到下一个问题了——知人而用人！

汉高祖刘邦的知人善用在历代帝王人物中绝对能够排居首列，能够将一个团队从“开局一双鞋”

的境地，带领到“金装遍地走”

的阶段，在这一点上堪称“出神入化”

。

对于始终辅佐自己的沛县功臣集团，汉高祖刘邦实则是又爱又恨的，但妙就妙在，这两者之间的尺度他把握得非常的精准。

在打天下的时候，沛县功臣是刘邦绝对离不开的有力支撑，说句不客气的，没有韩信可以不争天下；没有张良可以困顿于巴蜀，但没有沛县功臣那刘邦将注定失去一切。

所以，汉高祖刘邦对于沛县功臣给予了最大程度的信任，至少在打天下的时候是这样的，但仅仅如此也足够了。

在楚汉相争的时候，项羽一方的谋臣将士多有叛变归附汉阵营，但鲜少有规模地从汉阵营叛逃至楚军。

可见在对待臣子下属这一点上，刘邦不仅树立了绝对的权威，还赋予了他们极大的信任（以及丰厚的利益）。

以雍齿、曹无伤为例子，前者是刘邦沛县起义时叛出刘邦帐下（因为野心），后者是在项羽定军灞上、问罪汉王时而告密谋求活命。

在此之前，是刘邦对于汉阵营内部的掌控力度不够强大，但在此之后，尤其是与项楚对弈的条件下，无论刘邦遭遇的境况如何恶劣，再无臣下叛出归楚。

无疑，此时的刘邦对于功臣集团已经形成了强有力的控制。

这种控制一直延续到汉王朝建立后，刘邦大肆封赏众功臣。

而如何安定好沛县集团，绝对是封赏的第一要务，否则汉阵营内部势必会迎来大规模的分崩离析，毕竟他们追随刘邦的原因便在于功成名就、封妻荫子。

可一旦涉及到利益上的划分，即便是亲如手足兄弟，也难免反目成仇。

知人善任只不过是表面工作，实际上体现的是利益关系的划分。

这绝不是简简单单的将谁谁人用在什么样的职位上就可以一劳永逸的事情，否则韩信长期领军在外早就叛出汉军帐下了，萧何抚镇关中、巴蜀腹地早已经自立为王了，哪还有刘邦的什么事情？

刘邦深知划分不好利益，就无法安定沛县集团蠢蠢欲动的心，所以他第一步便听从张良的建议，率先将反叛于自己的雍齿封侯。

这一举措使得原本内心躁动的沛县集团功臣内心大定，再然后就是论功行赏了。

在这点上，刘邦并不欲全权听从沛县功臣的意见，而是富有远见地提出将萧何列为第一功臣，然后再依序封赏排列。

而在沛县功臣集团看来，如果按照论功行赏的标准划分，曹参当属第一。

这当然也是沛县功臣为自身的利益而发出的利益诉求，毕竟曹参因战功卓著，如果将其封赏为第一功臣，其下的沛县功臣也多为行伍战将出身，势必利益会水涨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