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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章 日常八（第5页）

她的观点主要分三部分，其一，宋代官僚精英内部，普遍施行联姻，塑造并维系着自己的社会阶层——宰相之家往往与多个大族有姻亲关系，他们的婚姻策略很保守，多为子孙辈重复通婚。

但是，官僚和普通人的社会地位，并没有完全封闭转化的机会——依靠广泛推行的科举，虽然“鱼跃龙门”

的几率微乎其微，但终究给一部分寒族子弟逆天改命的机会。

其二，宋代的“恩荫”

，使宰相子孙比较容易地成为底层官僚，但依然要经过奋斗才能身居高位。

宋代的选官策略，很难使仕宦成为稳定世袭职业，因此需要向新的成功人士敞开大门。

纵然，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大致对应，但政治的流动性，可能使同一亲属群体，在发展过程中，产生千差万别的区别——有的没落、有的显达。

其三，北宋到南宋，国家与地方的纽带增强，“地方化”

精英在宋代变得具有重要意义。

北宋以都城为中心，朝廷高官与祖籍家族分支保持联系，但每条线都汇聚于都城；南宋都城中心消失，出现大量区域性中心，因此各地得以发展，并逐渐产生地方上的世家大族。

其实，如果以“唐宋变革论”

框架看，唐、宋政治是从世家大族到士绅精英的过程；而北宋到南宋，政治精英又逐渐和占有土地的地方精英融为一体。

宋初四十年，朝廷任命官员，依然是早期世家大族的后裔，随时间发展，高官家族和地方精英，均有子弟不断进入二府。

保持开放的官僚体系，不断有新人加入并竞争。

据作者统计，宋代宰相，祖父曾任高级官员占三成，中级官员占三成，低级官员占14，至少85%的宰相，其先人不是白丁而是官僚。

个中原因，当然是大族子弟最初可以通过恩荫入仕，再考进士，官僚后裔所参加考试的录取率，也高过平民。

此外，还有二府官员推荐，使族人入朝。

但是，政治精英们的选择大致有两条路径：既要恩荫子弟，也要发掘新人——坚持保守策略，恩荫子弟为官，与门当户对者约为婚姻，维系自己权力；适当“投资”

策略，利用本人权势施恩于有才能但地位不高的年轻人，将女儿嫁给具有潜质的进士。

宋人维系政治地位的手段，并不像唐代非常注重贵族出身，而是注重个人能力，这就使部分平民具有进入官僚体系的机遇。

从地方上看，北宋官员，尤其是高阶官员，都会迁居至都城开封。

都城生活水平更好，受教育水平更好，有更多进士名额；可南宋的临安（杭州），就不再有这样的地位。

迁居于开封附近的官员，如司马光、范仁纯、曾巩，与老家家族旁支交往有限，虽然还保持联系，但他们的主要圈子在都城。

至南宋，即便在朝为官，大族也更愿意在地方发展官僚（士）的身份，这给他们带来显著的经济和法律特权，逐渐在地方积累财富。

总之，所谓科举制度给古代社会带来的社会流动，并非始终如一。

在不同朝代，其正反面的作用，都势必要深入历史语境考察，方能评价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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