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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 番外篇唐朝两大盛世与安史之乱（第7页）

麟德二年（665年），改用李淳风的《麟德历》。

人口

《新唐书·志四十一》：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

旧唐书》地理志记载贞观十三年户口大簿分州县的人口数字，翁俊雄著《唐初期政区与人口》一书，对其进行了详细加总，算出户3，003，202，口12，311，698。

平均每户4口人。

但是，该统计也并不完全准确，因为《旧唐书》脱漏了洛州等要州的人口数字。

民族

唐太宗布德怀柔，民族关系密切。

对于依附的各族，一般不改变其生活方式，社会制度尊重其习俗，任命各族首领以统辖本部。

还通过“和亲“进一步发展民族关系。

唐太宗被少数民族尊奉为“天可汗“。

唐王朝建立之初，东有稽胡的扰边，西有吐谷浑的威胁，北有突厥的侵袭，尤以奴隶主贵族统治的突厥武装曾直逼唐廷首都长安（今西安）的近郊，成为当时的主要威胁。

李世民即位后，经过三、四年的认真努力，国家的经济实力有了明显的好转，政权得到一定的巩固，便对突厥的骚扰从防御转入反击。

但是同时对它周边的少数民族采取怀柔政策。

626年（武德九年）九月，即位伊始的唐太宗说：“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

627年（贞观元年），又说：“朕以天下为家。”

644年（贞观十八年），又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

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

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

647年（贞观二十一年），又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唐太宗的这种认识和思想，显示了处理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的仁和宽厚的胸怀。

在这种思想和胸襟指导下，贞观时期推行了十分开明友善的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政策。

630年（贞观四年），唐朝灭亡东突厥汗国后，没有采取历史上惯用的分离肢解措施，而是采取了“全其部落，顺其土俗”

之策，尊重和保留突厥的社会组织和风俗习惯，在东起幽州（今北京）西至灵州（今属宁夏）一带，设置了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妥善安置归附突厥降户，又在突厥原居地设置了定襄、云中两都督府对突厥留居民众实施管理。

这些都督府的都督均由突厥本族首领担任，可以世袭，创立了新的羁縻府州制度。

开明友善的政策很快就取得了良好成效。

647年（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被回纥等族拥戴为“天可汗”

，成为各族的共主和最高首领，各族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建立了一条“参天可汗道”

，“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

。

从此以后，“以玺书赐西域、北荒之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

诸蕃渠帅死亡者，必诏册立其后嗣焉”

，形成了少数民族政权首领例由唐廷册封的制度。

唐太宗还实行了与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和亲的政策，以婚姻亲情的方式协调强化与周边各民族的关系。

开明友善的民族关系政策和制度在唐代的长期实施，大大减少了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隔阂，增强了各民族间的广泛互补和血肉融合，实现了多民族共同发展进步的宏大局面。

正是在唐代，中华民族新的代称——“唐人”

形成，奠定了现代中华民族的基础。

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