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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集 往事不堪（第3页）

半个月前，张善向余子俊施压，说梁健擅自带歌妓入军营作乐，理因受军法惩处，余子俊彻查后方知，那所谓的歌妓是梁健巡夜时所救的孤女，因夜深无处可去，梁健把她带回了自己的营帐安置，自己则同士兵挤了一夜，次日即将那孤女送出营安置了。

虽然事情弄清楚了，但梁健仍不得不领了二十军棍的惩处。

事情过了两天，张善夜遇刺客，侥幸脱险后力证刺客是梁健，说他是挟怨寻仇，而原本那夜应该巡营的梁健竟不知所踪。

就在刺客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鞑子兵大举来犯，连毁大同府城外三处村落，却并没有抢掠多少粮食人丁，只是杀人毁村，据目击者的描述，带队之人极像梁健。

而张善坚称梁健行刺不成，畏罪投敌了。

余子俊一方面派人访查梁健的下落，另一方面也听从无铭的推测，认为梁健天性淳孝，可能会回梁家见乃母，这才有了无铭的小梁庄之行，果不其然，还真是让他们等到了。

“以目前的情况看来，子康兄应该是受了鞑子的蛊惑，一时不查，才会有今日的变故。

如今子康兄泥足深陷，在下迫不得已，只能让子康兄在这个世上永远消失了——”

无铭双眉紧锁，看房中的几人都以惊诧莫名的目光看着自己，他无奈的苦笑一下，“其实督帅他们一直受到朝中反对势力的弹劾，如果再有子康兄的事情爆出，督帅难免身陷不利局势，而边塞就又不得安宁了，所以，不得不采取这种下策。”

对于余子俊这位总督，大同的将士喜欢称之为督帅。

庄庭虽说立志不再过问官场之事，但长久以来的习惯还是让他非常明了朝廷的一些动态，关于余总督的事，他自然也不陌生。

余子俊，字士英，四川青神人，景泰二年考中进士，被授予户部主事之职，后进位为户部员外郎，在户部十年，以廉洁干练著称。

自成化初年调任西安知府开始，先后做过陕西右参政、右布政使、左布政使、左副都御史、右都御使、兵部尚书，先前就曾巡抚延绥，如今以户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兼左副都御使的身份，总督大同、宣府的军务。

自宣德朝后，已经退居荒漠的蒙古族势力日渐坐大，蒙古军经常越过黄河骚扰晋、陕乃至北直隶地区。

正统十四年更发生震惊朝野的“土木之变”

，英宗在亲征中被蒙古瓦剌军俘虏。

之后的二十多年内，蒙古人大批进入河套地区，长期驻扎，给大明北部边防造成巨大威胁。

早在成化六年，余子俊以陕西右布政使的身份巡视陕西边防时，就寻找兴建于隋朝的土筑长城，一再表示为我朝久远计，一定要沿边筑墙建堡，但他先后几次上疏都因朝廷要员反对而作罢。

直到成化九年，明军先后取得“红盐池捣巢”

之胜和“韦州之捷”

，蒙古军受重创，相继渡河北去，边境一时安宁之时，成化帝才下令：“修筑边墙乃经久之策，可速令处治。”

余子俊听闻之后，仰天长啸，亲手拉开了大修长城的历史性大幕。

全长一千两百里的延绥长城，在余子俊苦心孤诣的运筹和呕心沥血的操持下，役军四万人，不到三个月即兴建成功。

这道长城在成化十八年充分展现了其屏障作用，使得入掠延绥河西清水营一线的蒙古军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蒙古军队在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敢轻易侵犯延绥一带。

余子俊又于去年上书朝廷，建议重修黄河东岸至山海关长城——即所谓“宣大长城”

，设计一千三百余里，想在旧墩一百七十处基础上再增筑四百四十墩，墩高三丈，需役使八万六千人施工，他信心满满的认为，数月之内即可大功告成。

但谁知朝中诽谤之言蜂起，筑城方案遭遇冷落，余子俊这位倡议筑城的形同罪人，表面上改任左都御史，巡抚大同、宣府军务，其实形同流放待查，而朝中各路言官还不肯就此罢休，纷纷上书，以修城墙损耗国力、祸害百姓为由极力弹劾他，目前来说，他的处境也是相当艰难。

如果真的要把梁健投敌的事上奏朝廷，对余总督而言，确实会是雪上加霜。

“这样欺瞒朝廷，似乎不应该是正人君子所为。”

一旁的庄小姐忽然开口说，俏脸之上显露不屑之色，“梁家几代为国尽忠，余总督一片拳拳报国之心，就算真相上奏朝廷，也未必便是祸事。

岂不闻‘公道自在人心’吗？”

她这话一出口，就感觉房里的气氛有点怪异，不说梁老夫人脸上极力克制的无奈之色，连自家父母都是脸露不忍之色，似乎是因为自己的莽撞。

倒是无铭，神情反是自然得很，毫无惊异之色，只是淡淡一笑，说：“公道虽在人心，但权柄却在朝廷，祸福全在某些人的嘴上。

许多事，亲自去做的人才会明白其中的优劣得失，而一些自以为出于公义、为民谋福利的‘仁人志士’，常常不经实践，全凭臆测而下定论，这才是办实事的人最大的阻力；那些奸佞之徒制造的许多阻碍反倒显得容易逾越了。”

他的一番话，听得老夫人跟庄氏夫妇俩都点起头来，庄小姐暗自不服气，却不知道该怎么反驳这个登徒子，却听自己的父亲忽然开口问：“余总督会赞同这样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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