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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三国时期的兵制（第9页）

边垂飞羽檄，寇贼侵界疆。

跨马披介胄，慷慨怀悲伤。

辞亲向长路，安知存与亡。

穷达固有分，志士思立功，邀之战场，身逸获高赏，身没有遗封。”

这些得到边垂警报，才披上介胄，辞亲上路的战士，显然不是屯戍于边垂的兵户，而是临急征调的平民。

故《宋书·乐志》称韦昭作《秋风》，是颂扬孙权“说以使民，民忘其死’。

这类兵士在战事完毕后，是要还乡与亲人团聚的。

汉末三国时期，募兵制仍然被作为一种辅助集兵制度加以采用。

《三国志·魏志·杜畿传》：“（卫）固欲大发兵，畿患之，说固曰：‘夫欲为非常之事，不可动众心。

今大发兵，众必扰，不如徐以货募兵。

’固以为然，从之。”

《三国志·吴志·吕岱传》：“（岱）出补余姚长，召募精健，得千余人。”

同书《潘浚传》注引《吴书》：“骤骑将军步驾屯沤口，求召募诸郡以增兵。”

两汉时的募兵是一种职业兵，募兵制在理论上是由民众自动应募，这就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社会上存在游离于各个生产行业之外而生计困难的人口；二是应募后可以改善本人乃至家庭的境遇。

但是，汉末三国的召募有时并非出自应募者的志愿。

《三国志·魏志·袁绍传》注引《九州春秋》：“（袁谭）使两将募兵下县，有赂者见免，无看见取，贫弱者多，乃至于窜伏丘野之中，放兵捕索，如猎鸟兽。”

《三国志·吴志·陆逊传》：“（嘉禾）六年，中郎将周抵乞于都阳召募，事下问逊。

逊以为此郡民易动难安，不可舆召，恐致贼乱。

而祗固陈取之，郡民吴遽等果作贼杀抵，攻没诸县。”

此类“募兵”

，有召募之名，行强取之实，是一种严重扰害民众的制度。

即便是以讲求法度著称的诸葛亮治理下的蜀汉，也未能做到民众应募纯出自愿。

《三国志·蜀志·吕人传》：“丞相诸葛亮连年出军，调发诸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诣亮，慰喻检制，无逃窜者。”

既是募兵，又需“慰喻检制”

方保无人逃窜，足见此种募兵，应募之民也是受到一定程度强制的。

魏、吴、蜀三国建立规范化的集兵制度后，仍未完全放弃战乱时期那种强制降民、战俘充兵的集兵方式。

其中，孙吴政权尤为突出。

孙吴统治集团长期开展对境内山越人的征服战争，每次军事行动无不以胁迫大量山越人出山“以充兵役”

（《三国志·吴志·钟离牧传》）而告终。

同书《吕蒙传》载，建安十九年（214年）皖城之役，孙吴大有俘获。

孙权酬吕蒙之功，“所得人马皆分与之”

。

《华阳国志·南中志》载，诸葛亮平定南中，“移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

。

三国时期其他集兵制度虽与世兵制共存，但除蜀汉以外，魏、吴都是以世兵制作为主要集兵制度，国家的常备兵主要由士家兵户组成。

《三国志·魏志·辛毗传》称黄初之初，“（文）帝欲徙冀州士家十万户实河南”

。

据此，冀州士家当在十万户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