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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祸一玄都观的桃花（第5页）

的区别说得很清楚了。

为支持而支持、为反对而反对的，就是朋党，为原则而支持、为原则而反对的，就是政党。

在我心目中，“朋党”

这东西是政治中最可恶的存在之一，尤其是两党相撷，不分上下的情况，若说极端一点，我宁可用一个专制的帝王来换取两个相抵的朋党，因为，专制者，至少有“可能”

作成一两件事，而朋党的合力，则可以确保“绝对”

不会作成任何正确的事。

（顺便的顺便，题外话的题外话，今世之所谓“民主国家”

，承平数十载之下，政党多有朋党化的趋势出现……甚至，连一些所谓的“新生民主国家”

，统共十年八年的民主史，却在真正体现出民主的强大之前，已先急不可奈的滑向朋党化，观之，真不知该说是幸或不幸？）

……

当然，宪宗所面对的朝政，倒还没有出现这种两党相角的情况，事实上，他倒还是有点希望出现这种情况，因为，那时的朝堂之上，只有一党……在十年前因与永贞一党对抗而集结起来，并最终推动宪宗上位的官僚集团。

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宪宗反对永贞革新，不是因为他反对改革，而是为了自个上位，一旦上位之后，永贞革新“权归于上，抑宦削藩”

的思路，可就立刻对了眼，再加上旧臣如武元衡等人自恃拥立有功，越来越觉得自个真是什么白玉柱紫金梁之类的重臣了，在这种情况下，换谁在上面当一把手，也会考虑搞搞平衡的。

要搞平衡，刘禹锡当然是个好人选，当年并肩搞革新的“二王刘柳”

中，王伾病亡，王叔文赐死，向下数就是他了，何况他和武元衡还有私怨，更不用担心会被武系收编。

从这种角度来看，刘禹锡的引起旧党反弹，简直正合宪宗心意，又岂会一怒贬窜？或者说，如果只是因为顶不住旧党的压力，那，他从一开始又凭什么可以把这些人全部召回来？

要知道，从有唐一代的历史上来看，宪宗并非无能之辈，自安史之乱后就告沦丧地方的藩镇之权，正是在他手中有了实质性的回收，中学课本都有选的《雪夜平蔡州》，乃是天宝之后唐皇帝少有的得意之作，新唐书赞曰“自吴元济诛，强藩悍将皆欲悔过而效顺。

当此之时，唐之威令，几于复振。”

许其以“刚明果断”

四字，比诸前面德宗的“以强明自任”

，比诸后面穆宗敬宗的“昏童失德”

，那评价真不是高出一点两点。

所以，刘禹锡的这一次被贬，有着更深的背景，要从更大的地方去看去分析。

上面说了，唐顺宗革新失败，被人假诏逊位，换了宪宗上来，虽然说，请老爹去当太上皇是唐朝的明规则，但终究不是什么好名声，何况是唐宪宗这种“刚明果断”

，恨不得功追贞观，勋比天宝的人物？而同时，要让这样的人放弃既有思路，把经已召入京中的永贞群臣再度赐罪，远放八荒，那又得有什么样的动力？

……翻开随便一本基础哲学，我们都会看到说“内因是事物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

在皇帝的立场，你们之前的错误不是搞改革，而是站错队，那现在我给你们一个机会，回来重新站队，继续支持我搞改革，大家还是好同志，但……这儿有个前提，你们如果还认识不到错误的本质是站队而非改革的话，那对不起，您那儿来回那儿去吧，腊月二八打个兔子，缺您还搞不了改革不成？

所以，严格说来，刘禹锡的这一次流放，和他的桃花诗并没有什么关系，真正的问题，在于他、以及他们并没有完成自己心理定位的转变，没有回答好最上位者始终不曾问出口的那个问题：你们，到底是忠于改革事业本身，还是忠于搞改革的那个人？

……这个问题，我们也许可以用另外两段资料来回答。

“宪宗初，征柳宗元、刘禹锡，至京。

俄而以柳为柳州刺史，刘为播州刺史。

柳以刘须侍亲，播州最为恶处，请以柳州换。

上不许，宰相曰‘禹锡有老亲’，上曰：‘但要与恶郡！

岂系母在！

’”

而在稍后，刘禹锡游蜀中，吊昭烈旧迹，居然留下了这样诡异的句子：“得相能开国，生子不象贤。”

……上面的文字中，“征”

、“俄而”

皆用的极可玩味，至于“得相、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