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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第1页）

佛教

因为接下来要写很多佛教的人，给大家介绍一下，佛教。

一提起佛教，许多人下意识里会出现“消极”

“悲观厌世”

等词语，这实在是一种片面的认识，因为佛教公开提倡和追求的是智慧、和合、忍让、慈悲。

佛教流传在中国的两千年里，对社会的各个层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与士大夫生活的关系，就非常值得关注和探讨。

佛教势力由三个层次构成：佛教僧团、居士群体、普通佛教信众。

而古代居士佛教的主体成员是士大夫。

中国本土文化重伦理道德建构而缺乏心性义理之学，佛教则填补了这个不足。

在我国占据主流的大乘佛教又消泯了在家与出家、入世与出世的界限，《维摩经》中拥有至高佛学修养的维摩诘就是一位在家的居士，而中国佛教造像中的菩萨像也均为世俗装束。

大乘佛教很符合士大夫的精神需求，它的般若学、心性论等观念逐渐获得士大夫们的喜爱，“佛教之东，适值吾国思想凋敝之后。

当此之时，学者见之，如饥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饮”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

与下层佛教信众幻想借助他力、带有一定盲目性的功利性信仰不同，士大夫近佛、学佛更偏重于思想和智慧，更多一些文化使命感。

魏晋时期，“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

（《晋书》），政治环境的严酷、儒家哲学的衰败，遂使名士学佛蔚为风气，如王导、谢安、郗超、王羲之、谢灵运等人，都与僧侣交游，或执弟子之礼。

特别在唐代南宗禅产生并壮大之后，禅宗顿悟成佛的低门槛，重智轻悲、任运自然的生活理想，愈加引发了士大夫们的兴趣。

中唐王维是士大夫信奉佛教的典型，其《叹白发》诗曰：“人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

经历了丧妻、被安禄山叛军授予伪官等挫折之后，他依赖于佛教的慰藉，过着做官与坐禅两不误的生活。

至宋代，伴随着禅宗的繁盛，士大夫参禅已是普遍现象，他们逞辩才、斗机锋，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

唐代以降，士大夫鲜有不受佛禅影响者。

以著名反佛斗士韩愈为例，他看到了佞佛行为给社会伦理、国家经济带来的危害，所以向唐宪宗上《论佛骨表》，建议将佛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

。

他差点因此事被杀掉，但被贬为潮州刺史后，却与大颠、秀禅师等至少十余位僧人交往，在《与大颠师书》中对大颠也颇多溢美之辞。

所以北宋周敦颐曾讥讽说：“退之自谓如夫子，原道深排释老非。

不识大颠何似者，数书珍重更留衣。”

（《按部至潮州题大颠堂壁》）作为一个官员身处公共角色，与作为一个文人身处闲适之境，心灵的需要自然不会相同。

对于佛禅的心性之学、对禅家潇洒的生活方式，韩愈还是很难抗拒的。

历代统治者大多对儒释道思想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汲取不同的精神养料为我所用也是士大夫基本的生存理念。

南齐士人张融临终要求入殓时“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

。

苏轼《祭龙井辩才文》中说：“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相攻。

我见大海，有北南东。

江河虽殊，其至则同。”

儒家的进取之志与道、禅的超然洒脱之心相融相洽，使他无论身处何种境地都能平和、乐观，所以才会有“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

的快意吟唱。

有些士大夫痴迷佛教出世的一面，进而悲观颓废、逃避人生义务，如此就脱离了社会进步的方向。

佛教给予士大夫的不仅有超逸的处世态度，也有无私无畏的精神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