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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章 碧血剑59（第2页）

、“投降”

、“汉奸”

三件事联系在一起。

后来袁崇焕被杀，“主张和议”

是主要罪名之一。

当军事上准备没有充分之时，暂时与外敌议和以争取时间，中国历史上两个最出名的英主都曾做过。

汉高祖刘邦曾与匈奴议和，争取时间来培养国力，到汉武帝时才大举反击。

唐太宗李世民曾与突厥议和（那时是他父亲李渊做皇帝，但和议实际上是李世民所决定），等到整顿好军队后才派李靖北伐，大破突厥。

不过这不是中国历史上传统观念的主流。

主流思想是：“与侵略本国的外敌议和是投降，是汉奸。”

其实，同是议和，却有性质上的不同，决不能一概而论。

基本关键在于：议和是永久性的投降？还是暂时妥协、积极准备而终于大举反攻、得到最后胜利？单是在现代史上，后者的例子就多得很。

共产党人尤其善于运用，如列宁在第一次大战时与德国议和，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订停战协定，北越、南越越共与美国、西贡政府签订巴黎停战协定等都是。

议和停战只是策略，决不等于投降。

策略或对或错，投降通常是错。

然而明末当国的君臣都是庸才，对于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大局发展的前途都茫无所知，既无决战的刚勇，也无等待的韧力。

那时为了对满清及民军用兵，赋税大增，人民生活困苦之极，国库入不敷出，左支右绌，百废不举，对军队欠粮欠饷，裁撤驿站（既破坏了必要的交通及通讯设备，大量失业的驿卒更成为造反民军的骨干，李自成即为被裁的驿卒），如能有十年八年的休战言和，对朝廷和人民都是极大好事。

袁崇焕精明正确的战略见解，朝廷中君臣下意识的认为是“汉奸思想”

。

袁崇焕当然知道如此力排众议，对自身非常不利，然而他已将自身安危全然置之度外，只是以大局为重。

[61]以他如此刚烈之人，对声名自然非常爱惜，给人骂作“汉奸”

，那是最痛苦的事。

比较起来，死守宁远、抗拒大敌，在他并不算是难事，最多打不过，一死殉国便是，那是心安理得的。

但要负担成为“历史罪人、民族罪人、名教罪人”

的责任，可艰巨得多了。

越是不自私的人，越是刚强的人，越是不重视性命而不肯忍受耻辱。

越是儒家的书读得多，心中历史感极其深厚的人，越是宝贵自己的名节。

文天祥〈正气歌〉中所举那些慷慨激烈的事迹，如张巡睢阳死守，颜杲卿常山骂贼，袁崇焕做起来并不困难。

对于性格柔和的人，当然是委曲求全易而慷慨就义难，在袁崇焕这样的伟烈之士，却是守宁远易而主和议难。

主张议和，他必须违反历史传统、违反举国舆论、违反朝廷决策、更违反自己的性格。

上下古今，一切都反，连自己都反。

他是个冲动的热情的豪杰，是“宁为直折剑、犹胜曲全钩”

的刚士，是行事不顾一切、“几大就几大”

的蛮子，可是他终于决定：“忍辱负重”

。

在他那个时代，绝无现代西方民主社会中尊重少数人意见的习惯与风度。

连袁崇焕自己在内，都相信“国人皆曰可杀”

多半便是“可杀”

。

那是一个非此即彼、决不容忍异见的时代，是正人君子纷纷牺牲生命而提出正义见解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