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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桧（第4页）

赵构说：“我只委派你主持。”

秦桧说：“我恐怕有不方便之处，希望陛下认真考虑三天，容许我向您另作报告。”

过了三天，秦桧又留在赵构身边奏事，赵构想讲和的思想已经很坚定了，但秦桧还以为没有达到火候，他说：“我恐怕别的方面还有不方便，想请陛下再认真考虑三天，容我向您另作报告。”

赵构说：“好吧！”

又过三天，秦桧就象当初一样，独自留在赵构身边奏事。

他清楚地掌握了赵构确实坚定不移地要讲和了，于是拿出早已草拟好的向金求和书，仍声称不许群臣干预。

绍兴九年（1139年），秦桧不顾赵鼎、胡铨、韩世忠、张浚、王庶、岳飞、李纲等反对议和的上书，签订了第一个宋金和约。

赵构怕事，装病躲进宫中，由秦桧代行皇帝职权，跪拜在金使面前，签字画押。

从此，秦桧在朝廷中的身价提高了，宋金战和问题开始由他左右。

《宋史·秦桧传》说：“始，朝廷虽数遣使，但且守且和，而专与金人解仇议和，实自桧始。”

这基本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从高宗即位到绍兴八年秦桧再相，历时十一年，南宋朝廷大体上做了四件事：（一）养练士卒，形成一支可与金人抗衡的军事力量；（二）安集流民，恢复生产，涵养支撑政权的财力；（三）统一内部，平定靖康以后群雄割据的混乱局面（包括镇压农民起义），形成一个比较稳固的后方；（四）建立各种典章制度，使遭受战争破坏的社会秩序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这都是立足于守与战的。

正因为如此，才保住相当于北宋时期三分之二的版图。

就高宗当时的思想状况来说，是经常动摇于和、战之间的。

靖康以后，群雄割据，义军蜂起，如果高宗专意求和、乞降，谁愿意投到他的麾下去当陪臣？事实上，当时四分五裂的局面，很快能统一起来，各种政治势力很快能聚合起来，说明高宗还没有把“抗金恢复”

的旗帜丢掉，还有一定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建炎年间，南宋政权立足未稳，金人必欲消灭而后已，高宗有心乞和而不可得。

建炎三年，高宗被金人从扬州一直追到明州，追到海上。

建炎四年，金军从江南退出，高宗从温州回到越州，再回到杭州，南宋政权才逐渐立住脚跟，先后出任宰相的吕颐浩、赵鼎、张浚等人，都是立足于守与战的。

虽多次遣使通和，大体上都是从策略上考虑的（秦桧除外），按照吕颐浩的说法是“贻书以骄之”

，“示弱以给之”

，“出其不意，乘时北伐”

。

绍兴二年，吕颐浩请求兴师北伐，绍兴四年赵鼎请求御驾亲征，绍兴七年张浚请求高宗驻跸建康，高宗虽然不十分坚定，毕竟还是同意了。

高宗专意乞和，则是绍兴八年秦桧再相以后的事。

正像朱熹所曾指出的那样：“秦桧之罪所以上通于天，万死而不足以赎买，正以其始则唱邪谋以误国，中则挟虏势以要君，……而末流之弊，遗君后亲，至于如此之极也。”

（《戊午谠议序》）

秦桧“始唱邪谋”

，应该从他代徽宗上书完颜宗翰算起，在那封书中明确表示“世世臣属，年年进贡”

，因而深得宗翰的赏识，宗翰把他推荐给金太宗，金太宗又把他赐给完颜昌。

南归以后，初见高宗，即首建“南自南，北自北”

之议，进呈了代拟的乞和“国书”

，这份“国书”

后来改用刘光世名义发出，高宗因之许以“朴忠过人”

。

但这时南宋的军事力量正在逐步加强，主战派在朝中还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金廷掌权的宗翰一派，还不愿放弃消灭南宋的主张，高宗也还动摇在和战之间，所以，这一阶段持续的时间较长。

直到完颜宗翰死后，完颜宗磐、完颜昌掌握了金国的大权，对南宋采取了诱降政策，秦桧东山再起，主战派在自相倾轧中内外受挫，高宗才逐步转向专意乞和。

秦桧是在赵构委托他充当对金投降的全权代表之后，才开始进入朱熹所说“中则挟虏势以要君”

阶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