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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先手七（第2页）

唯一的办法只有让所有人都去上学，把孩子们从旧的生产力范围内争夺出来，通过提高生产力水平来改造那些地区，社会改造固然是风起云涌，不过不少同志都“悲观的认为”

，想让那些地区彻底进入新时代，很大程度上还得通过等待那些旧制度的人死亡的方式来一步步的移风易俗。

中国的精华地区接受新事物的速度就是比较快，而且提升中国的精华地区的成本远比偏远落后地区要小的多。

在国内的社会主义制度改造中，出现了无数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在云南广西地区，工作队上午斗争过作为压迫者的奴隶主，下午就得斗争作为人民群众的买卖妇女行为，晚上还得把斗争过的人集中起来一起上生产技能课与个人卫生课。

恩格斯的那段话在中国革命工作中被反复提起，“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

对现存制度的不合理和不公平，对‘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成苦痛’的日益清醒的认识，只是一种象征，表示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中已经静悄悄地发生了变化。”

人民党在革命实践中已经深刻体会到了一件事，鸦片战争之后整个中国的确发生了巨变，甚至满清的政治制度本身也存在很有趣的事情。

那就是中国本土的商业行为并没有被压制。

人民党的铁路修到那里，原本就存在的自然交易就立刻被彻底激活。

人民为了能够更快的赚取货币，全力投入了贸易大潮中。

没有什么是不能买卖的，各个地方上为了能够控制贸易，封建制度与刚开始冒头的民粹倾向结合在一起，出现了强烈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

物流越畅通，商品流通地区之间生产力水平差距越大，地方保护主义就越强烈。

在国内尚且如此，在普遍生产力水平甚至不如中国很落后地区的东南亚，在已经进入资本主义世界贸易体系的东南亚。

想靠中国的强制介入而改变东南亚，在成本上是一种亏本的行为。

在效率上更是一种可怕的问题。

与其让人民党自己动手，还不如由东南亚各地自己采取自组国家，由他们自己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更科学。

中国可以做指引，给与帮助，却不能直接强行介入。

在这个时候，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志忍不住怀念起章瑜同志了。

李润石同志作为人民党总书记兼宣传部长，在阳谋上非常适合做领导者，在这些偏于阴暗方面的工作上却并不完全合适。

不过大家很快就知道了一件事，章瑜同志要回郑州加入中央顾问委员会。

有这位顾问在，同志们突然觉得心里轻松了不少。

作为人民党高层中“阴暗派”

的章瑜素来大有名声，人民党中的同志没有人敢拿这个嘲笑章瑜，这不是章瑜本人有多阴暗，而是章瑜特别能够理解人类心中的阴暗面。

自从章瑜因为心血管疾病离开了第一线之后，他倒是拿得起放得下，干脆回老家做社会调研去了。

直到工农革命军解放荷属东印度之后，章瑜才返回了北京。

每一个国家第一代领导人都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巨大的威望。

这威望从某个角度来说有点封建化，大部分最初的制度都是由这批人来确立的，所以这些人拥有对制度的巨大的影响。

陈克能够拥有压倒一切的权威，固然是因为他带着大家走出了一条胜利的道路，更因为陈克围绕着理论与实践构架的这个产生胜利制度。

陈克是制度的建立者，制度的阐释者。

否定陈克就等于否定现行制度。

就如同否定章瑜等于否定了现在的宣传以及外交部门延续下来的制度一样。

“既然绞索是洋鬼子自己套在自己脖子上的，那么我们有义务在他们脚下的凳子上踹一脚。”

章瑜在政治局里面是如此游说的。

没有人愿意反对章瑜，虽然也没有同志对此特别的支持。

夺取了包括荷属东印度在内的整个东南亚之后，中国继续南下的冲动并没有那么强烈。

财政上的压力是如此巨大，人民党中央委员会数百位中央委员都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虽然陈克一直吆喝着战时体制，中国巨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并没有真正面临全满调整的必要。

决定人民生活的基础部门全部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技术更新与订单和科研计划有关，想得到更多技术拨款就得有订单，在订单合同达成之后，每一个企业就能够如愿以偿的提升一部分技术以及工艺。

这是中国工业水平进步的主要推动力之一。

陈克数年前召开12人会议的时候提出的“南下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