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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13章 医学博士（第4页）

其实这是误解史料。

经查原文，太宗的规定并不是针对官员某项犯罪的判决，而是本着仁恕的原则，诏：“死罪，中书、门下五品以上及尚书等平议之；三品以上犯公罪流，私罪徒，皆不追身。”

因为公罪从轻，私罪从重，故“公罪流，私罪徒”

二者在刑罚等级上地位才相当，这恰恰证明了流刑要重于徒刑。

而且实际上，唐代也并没有将流放作为轻于徒刑的刑罚手段使用。

另一位学者认为唐代流刑反而不如徒刑的证据如下：其一，流刑惩治的力度“由古人对乡土的依恋为保障”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口流动的频繁，人们对乡土的依恋在减弱，故流刑的惩治力度也降低。

其二，唐代徒刑居役年限自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不等，虽无流远之苦，无偿劳动的时间却比犯流刑者要长。

其三，唐代在司法实践中，将流放作为轻于徒刑的刑罚手段使用。

第三点理由无需再辨。

只须谈谈“流远之苦”

是否轻于徒刑。

贞观十四年（640）太宗制：“流罪三等，不限以里数，量配边恶之州”

。

可见流刑虽有流二千里、流二千五百里、流三千里三等，但在执行中并没有按照里程发遣。

在实践中，唐代将流刑犯相对集中地发遣至一些固定地点。

其中以惩戒为目的的流人主要分布在岭南、安南、黔中、剑南、越雟、江南等六大地区，以实边、戍边为目的的流人则主要分布在西州、庭州、天德等边城重镇。

以其中的岭南道为例，岭南道具有两个特点：

首先，距离遥远。

岭南最北部的桂州距京城705里，最南部的驩州距京城675里，远远超出了唐律三流所规定的流放里程。

考虑当时的交通状况，带枷长途跋涉数千里，其困苦可想而知。

其次，环境恶劣。

可以通过唐诗考察一下岭南在唐人心目中的形象。

郎士元《送林宗配雷州》说：“海雾多为瘴，山雷乍作邻。

遥怜北户月，与子独相亲。”

王建《送流人》里说：“见说长沙去，无亲亦共愁。

阴云鬼门夜，寒雨瘴江秋。

水国山魈引，蛮乡洞主留。

渐归处远，垂白住炎州。”

张均《流合浦岭外作》说：“瘴江西去火为山，炎徼南穷鬼作关。

从此更投人境外，生涯应在有无间。”

杨炎《流崖州至鬼门关作》也说：“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

崖州何处在，生度鬼门关。”

以上诗人向后人描述的岭南，是这样一个地方：瘴疠山魈等恶劣的自然环境，习俗迥异的蛮夷之乡，地远天涯、交通困难，使得被流放的官吏本人，以及送行的朋友产生极为强烈的畏惧心理，认为岭南是御魅之乡、鬼门之关，此去凶多吉少，有去无归。